文化与宗教(五)—宗教文化论
五、宗教文化论
“宗教文化论”源于西方宗教学理论。
西方宗教学有一种谬论,认为原始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文明是伴随宗教诞生的,宗教是文明的母体。
其实,原始文化处于混沌之初,就已经有了科学、哲学、艺术、道德、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的萌芽,只是彼此交织、尚未分化。
与现代文化相比,原始文化中掺杂了迷信的成分,但也不乏科学基因。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从孕育之初就锚定天地,极具科学性、前瞻性和先进性。
把原始文化笼统的说成宗教文化是一种泛宗教论,目的是为了论证宗教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了保存宗教,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而制造出的谬论,这种理论在当前我国宗教学领域的影响还很大。
宗教是以有神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整合加工了多种古代思想内容,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现代文化是通过启蒙运动和宗教批判建立的,是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西方宗教学还有一种谬论,认为宗教是文化或文明的本质和灵魂,常常用宗教来代表整个文化。
例如:把西方文化说成是基督教文化,把中东文化说成是伊斯兰教文化,把中国文化说成儒教文化,把印度文化说成是印度教文化,把日本文化说成是神道教文化,等等。
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中有一定的宗教因素,更不乏非宗教甚至反宗教的因素,人类文化史就是科学因素逐步排挤、否定、取代宗教因素的历史。
把宗教说成是文化或文明的本质和灵魂,拔高宗教的地位和作用,本质是用古代迷信文化否定现代科学文化。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工作属于政治领域的工作,是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
在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宗教始终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宗教工作也始终属于政治工作而不是文化工作。
在我党的重要文献中,宗教工作历来都放在政治范畴中论述。在我党的历次政治报告中,一般都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顺序分领域论述各方面工作,关于文化工作的论述从来都不涉及宗教。
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部署文化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都没有涉及宗教;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五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和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也没有涉及宗教。
在我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中也从来不讲“宗教文化”。
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主要有四个层面:
一是基础理论
主要是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包括宗教的本质、根源、历史、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态度等。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要宣传无神论,但不能简单地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的问题,要严格区分、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是基本观点
主要是对宗教问题的基本判断,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
三是基本政策
概括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四是基本要求
主要是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坚持的若干原则,概括为“九个必须”。
在“九个必须”中只有第五个必须即“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文化有关系。
核心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
这就说明,在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宗教是引领与被引领、浸润与被浸润的关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就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宗教,通过引领浸润使其融入中华文化。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动理论。
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指导正确的实践。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宗教工作理论研究。
1959年10月,毛主席请任继愈先生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时说:
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对学者提出要进行研究宗教的指示,并指出宗教研究的重要性。
毛主席还说:
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迷信。
这就强调了科学世界观对宗教研究的重要性,一针见血的指出宗教研究工作需要掌握在无神论学者手中。
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写下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宗教信徒在宗教研究立场上的不同,研究宗教必须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而不能坚持唯心论和有神论。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指示,任继愈先生创办了当代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宗教。
任继愈先生说:
只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分析和研究宗教问题,才是最彻底、最科学的无神论。
它既要揭示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规律,就必须具体研究各种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历史;它既要说明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就必须具体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教义、教派、经典、理论及其社会意义,具体研究宗教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其他意识形态(哲学、伦理、法律、文化、艺术、科学)的关系。
这就是说明科学无神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哲学基础。
“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是任先生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撰写文章的主标题。
这一主标题精确概括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对于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改开后,我们不再讲“宗教鸦片论”,“宗教文化论”开始盛行,一度出现了“宗教文化热”,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搞复杂了,对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宗教领域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宗教场所和信徒增长过快,有些地方甚至开始泛滥。
教堂比大学要多多少?(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随着宗教热的升温,在各种宗教出巨资资助宗教研究的大背景下,在宗教研究领域内,从“宗教角度”研究宗教,宣扬宗教的积极作用一度成为主流话语,而分析宗教的消极作用、批判宗教的声音逐渐被边缘化。
一大批砖家学者极力推崇外来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
海内外神学家联手推动“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用隐性传播方式进入国内思想文化领域,进入教育教学领域,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甚至有的高校公开聘请外国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
外来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也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许多高校内纷纷建立了基督教传播组织“校园团契”,并不断发展壮大,在意识形态阵地上争夺下一代。
随着“宗教文化热”的兴起,一些非宗教类院校也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机构或宗教类学科,这些机构不立足于学术批判和客观分析,反而成了鼓吹宗教、传播宗教的前沿阵地,违背了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原则的法律规定,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长期按照“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利用外来宗教实施与我争夺群众、阵地和人心的所谓“金字塔工程”“松土工程”“断桥工程”。
2015年5月18日,核心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论述。
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
十年来,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导明显得到加强,许多宗教问题逐渐得到根本性扭转。
特别是2021年12月,核心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三支队伍”建设,强调“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这就说明,宗教学研究只专不红不行,只红不专也不行,必须是“又红又专”,既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
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到核心的讲话精神,突显了我党从战略高度提出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对于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加强对西方宗教学理论的分析研判,认清“宗教文化论”的本质,澄清宗教问题上的理论是非,捍卫党的宗教理论的科学性和纯洁性,防止西方宗教学错误理论误导,为坚持我国宗教学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正确方向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毛主席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
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因此,我们要想更好的团结宗教界,就要不断加强宗教研究,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通过批评、教育和改造,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真正实现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和进步,这样才能建立更加牢固的新时代的统一战线。
当前,许多地方在面对宗教领域的统一战线工作时,过度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忽略了无神论思想的宣传,过于注重表面和谐,只讲“你好我好大家好”,只会通过搞服务促团结一种方式,即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教育、改造,甚至有些地方把宗教管理工作搞成了宗教发展工作,说白了一是思想上认识不足,二是自我水平能力不足。
小结:
文化中包含宗教,宗教不等同于文化。
我们进行西方宗教学研究,时刻要牢牢把握三个要点:
一是宗教研究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二是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宗教;
三是要批判宗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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