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事件持续发酵，这个瓜实在不想吃，因为现在吃相当于啃瓜皮，啃瓜皮能啃出什么幸福感？

从摩登混到老登，或多或少都会对历史和宗教产生特殊的兴趣。原因很复杂，但大都是经历了生死疲劳，积攒了一些自寻的烦恼，总希望来个什么灵丹妙药，好好疗愈一下子。

巧了，宗教最初就是作为“药方”出现的。

从历史角度上看，大家发现这个世界乱套了，诸子百家针对社会问题，纷纷开出各自的药方，殷切地期盼着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这是一场盛宴。各种宗教方术和大家流派就像是盛宴上的酒客，滴酒不沾岂不是太亏？既想一家独大，又想标本兼治，显然是有点儿想多了，最后烂醉如泥自己受罪。佛教也是在这个当口登堂入室的。

佛教最终也没能逃脱荣辱怪圈和毁誉参半的结局。在佛教兴盛的年代，僧侣免除劳役，寺院土地能占到全国耕地的16％左右，僧侣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10％左右，私藏武器，收留罪犯，对抗中央集权等等，这早就没了药方的嘴脸，成为一个大“病灶”，于是引发了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佛家开始痛定思痛，并在此后逐步形成了两条生存路线，一是玄而又玄直至束之高阁，或是寻求合作，对上为中央集权服务，对民众有求必应，专捡好听的说，咋实用咋来。

只有具备切身的实用价值的东西才会被人接受。在国人的哲学体系里，一开始就有着极强的功利性。

即便是到了唐宋以后，学者们还在大谈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归根结蒂就是三个字：实用性。

只是他们忽视了人心的短长，啥东西从人心里走一遭，就会变了样，自然不会缺少千奇百怪的误读和五彩缤纷的谬误。

从佛教传入之后，各种佛经汗牛充栋。讹误，增窜，脱漏者众多，从李世民这个大外行朱笔一挥，涂涂抹抹，到后世鸡一嘴鸭一嘴的感悟，早就惚恍了则个。

毕竟佛教着力营造的是一个法喜充满，民众趋之若鹜，花点小钱，许一个几千万的愿望，也不管佛祖能不能接单，反正找到了一个心理寄托就好了。

山中无闲佛，拜佛的人多少会有些实际的求乞。国人习惯于强力的外求方式，这和佛的内求模式并不搭界，但民众相信有神灵的存在，心诚则灵也说不定呢是不是？

迷信往往是轻信，是源于心理需要或者是心理弱点。求的终极目的就是获取甚至于是超额获取，免不了还有不劳而获的影子在晃动，谈不上错误更谈不上高尚。

面对这些情形，更像是无药可治的痒，挠挠也不一定止痒。更不要想着治愈，带着病痛好好活着就已经阿弥陀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