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的有限性与对无限的渴求构成了终极关怀的核心起源。人生短暂，死亡不可避免，这种根本的压抑促使人类通过文化符号与精神追求试图超越有限、抵达永恒。终极关怀既是一种对死后归宿与生命意义的深层思索，也是化解生死焦虑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具体而丰富的终极关怀形态，它们并非依靠理论阐述，而是通过民间仪式与习俗被实践和传承，如祭厉与中元施孤等活动中，就深刻体现了普通人在面对死亡时追求超越与永恒的精神努力。

祭厉

在中国古代信仰中，“厉”指因非正常死亡、无嗣或含冤而无所归依的鬼魂，它们游荡人间，可能带来灾疫祸乱。《说文》释“鬼”云：“人所归为鬼”，即人死回归土地或自然后，就是“鬼”。因此，“鬼”就是“归”。为避免“鬼”成“厉”为害，古人强调须使鬼魂“有所归”。这里的“归”是指“归属”，即“死有所归”，因此人们通过合礼的安葬与祭祀使其得到安顿，由此形成了国家层面的祭厉传统。

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周代，《礼记·祭法》记载了分等级祭祀的制度：天子设“泰厉”，诸侯设“公厉”，大夫设“族厉”，分别对应不同层面的无祀之鬼。汉代成帝时曾一度废止国家常规祭厉，仅遇灾异时临时行仪，此制延续至南北朝。唐代恢复并将“祀厉”纳入正式礼制，规定于秋季举行。宋代与元代基本继承唐制。

明代对祭厉尤为重视，明确规范了时间、仪式及厉坛建制：京师设“泰厉”，王国、府、县分别祭“国厉”、“郡厉”、“邑厉”，每年于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定期举行；里社则祭“乡厉”。清代沿袭明制，持续践行这一由国家主导的、旨在安抚亡灵、维护社会稳定的祭祀制度。

施孤

中国民间在中元节期间广泛存在祭厉习俗，又称施孤、施幽、施食等，其起源可追溯至汉代甚至更早。尽管周代以前民间祭厉的直接记载较少，但“驱傩”仪式已十分盛行，方相氏戴面具执兵器驱疫逐鬼，反映出早期民众对厉鬼既畏惧又试图安抚的心理，表明在国家将祀厉纳入礼制之前，民间已有相关习俗。

中国原有的鬼神观念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佛教传入后，其轮回、报应思想及盂兰盆会仪式，与道教中元赦罪观念和儒家孝亲伦理相结合，深刻影响了民间，逐渐形成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为一体的中元节俗。该节日不只限于七月十五当日，许多地区视整个七月为“鬼月”，自初一开鬼门至三十闭鬼门，各地普遍进行祭祀，部分地方甚至有“中元大过年”之说。

中元节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祭祖，人们在家中设位供奉，献上新米、冥衣等物，与清明墓祭不同，且常搬演目连戏以表达孝亲之情；二是广泛祭祀无主孤魂，常见形式有设食施舍、放焰口、燃河灯等，旨在度化亡魂、安抚厉鬼。例如明代福建地区延巫散食以施无祀鬼神，广西黄姚客家则因水患多发，制作并燃放长达十余丈的“柚子灯”于河上，既祭河神，也超度溺亡亡灵，形成地方特色鲜明的祭祀景观。

终极关怀精神

从明代祭厉文可知，国家祭祀的对象是那些因战乱、灾害、冤屈等非正常死亡而无归的“无祀鬼神”，祭厉动机是“怜其惨凄”，目的在于实现“幽明各得其所”，以达天下太平。这意味着在儒家观念中，关怀死者与关怀生者同等重要，祭厉实质上是“仁鬼神”的体现，是儒家仁孝思想从阳间向阴间的延伸，构成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祭厉礼仪不仅是对无辜死难者的人道抚恤与生命尊重，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政治作秀”，但其背后具有深刻的人本关怀与终极关怀意义。它向社会传递出国家不离弃任何子民——包括死者——的信息，有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

同样，民间中元施孤虽表面具有鬼神迷信色彩，但其本质是对全社会无辜逝者的集体哀悼与慈善行为。它融汇儒、释、道精神，通过仪式性的施舍与超度，培养社会的慈爱之心与公益意识，具有显著的教育与道德涵化功能。即使其中存在“惧厉施祭”的心理，也可理解为一种“善意的欺骗”，有助于引导民众践行仁爱、关怀弱者。

结语

总而言之，祭厉与施孤习俗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尊严的普遍尊重，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以行动实践的人文关怀。它们与当代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关怀弱势、尊重人权等价值理念高度契合，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