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中华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太上老子和孔子是两位极为重要的先哲，他们分别创立了道家和儒家这两大流派，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数千年的深远影响。根据《史记》、《礼记》、《庄子》和《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的记载，孔子曾多次向老子请教礼仪。

　　然而，在普通人的看来，这两位大圣人在思想上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其中对“礼”的看法便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众所周知，在春秋乱世中，礼崩乐坏，孔子期望重建社会秩序和安定人心，因此他积极主张恢复东周的礼乐制度。相对而言，老子对周朝的礼乐制度则有很多批评。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明确指出：“礼是忠诚与信任的表面，却是混乱的开端。”

　　王弼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士人，他因对《道德经》的注释而广为人知。他曾说：“礼的根本在于内心的忠诚和诚信，如果这些不坚固，仅仅表面功夫是不足以持久的。因此，礼其实是表面忠信的掩饰，也是混乱的根源。”

　　即将礼仪视为外在的虚饰，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扭曲。当时信奉道家思想的名士们，倡导追求道家的逍遥自在，轻视孔孟的教诲，甚至对汤武之治表现出轻蔑，做出多种违反礼法的荒唐行为，认为“礼法岂是为我们所制定”，从而将儒家和道家推向对立的局面。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因此对道家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对圣道的诽谤和对礼教的毁灭，应该被视为异端。从而，人们常常将老子和道家视为否定礼制和拒绝礼法的代表。

　　根据《道德经》的经文，可以看到其中提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战胜以丧礼处之”等内容，这表明老子并没有完全否定“礼”。实际上，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始终处于人际关系之中，为了维护正常的交往和互动，礼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

　　老子作为伟大的哲学家，绝不可能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去轻易而粗糙地否定礼仪。

　　2

　　一些学者指出，理解老子对“礼”的批评时，必须关注到他所生活的春秋晚期的社会历史背景。经过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当时已经涌现出许多对周礼的批评和反思的观点。

　　《左传》中记载：“子大叔拜见赵简子，简子询问关于礼仪和礼节的问题。子大叔回答说：那只是仪式，不是真正的礼。”

　　子大叔认为，礼并不仅仅是一些像揖让、周旋这样的外在形式动作，而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生活、文化和艺术等几乎所有社会层面的内容。

　　昭公五年，鲁国的国君拜访晋国，期间没有任何失礼之举。然而，晋国的大臣女叔齐却评论道：“鲁侯怎会懂得礼仪！”在女叔齐看来，进退和揖让只是形式，无法算作真正的礼节。

　　孔子曾说：“礼是维持国家、执行政令、保障民众不受损失的关键……”。他立志要恢复周礼，同时也感慨道：“礼啊礼，究竟离我们有多远？音乐啊音乐，钟鼓又能怎样？”他认为：“礼节与其奢华，不如简约；丧事与其轻率，不如悲痛。”

　　在如今这个时代，礼仪的种类繁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然而，礼仪的内在精神却逐渐消失，变成了单纯的形式。甚至出现了“八佾舞于庭”的这种情况，让人无法容忍。原本属于周天子权威的“礼乐征伐”，如今也已经沦落到诸侯之间相互争夺。

　　正如《庄子》所批评的那样，“窃取钩子的人会被惩罚，而窃国的却能被封侯”。礼仪已经偏离了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功能，变成了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遮掩工具。

　　面对这种情况，孔子和老子都希望人类能够回归其淳朴的本性。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老子则认为人的天性本就清静和完善，不应再提倡礼法来修饰人性，而是应该让人们回归真实的自然本性。

　　3

　　相反，如果公开鼓励所谓的仁义道德，人们在看到表现出仁义和遵循礼法能够赢得声誉和利益时，就可能会造假，导致出现“提拔秀才却不识字，任用孝廉却与父亲分居。寒微之人清白如泥，优秀人才却怯懦如鸡”的情况。

　　在历史上，许多家庭为了获得朝廷的赏赐，主动或借机迫使丧偶的女性坚守节操，造成了无数的悲剧。这一切都是提倡所谓的礼法节义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提倡“道德礼教”的行为，扭曲并压制了人性。

　　清代儒学家戴震愤怒地称这种现象为“以理杀人”。而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这种变异的“道德礼教”同样遭到了猛烈的批评。

　　在《道德经》里，老子提出了“先有道，再有德；先有德，再有仁；先有仁，再有义；先有义，再有礼”的思想。他将超越物质的“道”与人性本来的“德”（德是获得的意思，所谓道在人的身上称为德，这与后来的道教思想中提到的众生本具的“道性”相似）作为仁、义、礼的根本依据。

　　仁义、礼法等与形而上的道和德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服务于天道的生生不息，而不是反过来限制和压制一切存在的生化流动。这样，仁义和礼法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活力。

　　老子认为，应该秉持“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的理念。这里的“无为而无以为”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去做，而是强调通过对本源之德和人性本真的培养与保护，发挥道对人性的滋润作用。“与道相同的人，道会喜爱他；与德相同的人，德也会喜爱他。”

　　“无以为”是指在培养道德修养时，不应带有功利的目的，尤其不能用功利来评判道德的优劣。

　　4

　　在这方面，孟子的四端理论和阳明的良知思想，与老子和道家所追求的真诚、质朴和生动的道德仁义之间有着很好的契合。孟子认为，所有人天生都具备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以及辞让之心，这些都是人们本有的善良倾向，与个人的得失利益无关。

　　当人看到小孩快要掉进水井，心中自然会感到不安，想要冲上去营救。这种善良的心情并不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赞誉，或者讨好小孩的家人，而是出于人内心深处的本能冲动。如果每个人都能拓展这种善念，就能够自然地成为有道德的人。

　　阳明的良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具备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在面对内心的思想和外界的事物时，个人的良知能够清楚地辨别每一个念头和行为的对错。只要遵循正确的方向，摒弃错误，就能够实现道德的修养。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儒学的发展在阳明时期，与道家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简而言之，老子和道家对“礼”的批评并非单纯否定礼法和礼制，而是从更深层次关注到外在形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外在礼仪与内在道德之间的不和谐。

　　正因如此，道家强调要从内心和人性出发，才能真正地产生道德，实现“民复慈孝”和“百姓皆曰我自然”的境界。

　　正如北京交通大学的周耿学者所提到的，老子认为，只有回归仁义礼的根本，才能从根本上促使人性回归，这反映了老子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