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0日，游戏科学（Game Science）在科隆游戏展公布了使用UE5引擎开发的《黑神话·钟馗》首支预告片。在万众瞩目的世界舞台上，游戏科学又一次让世人为中国神话惊叹。震撼余也难免感到好奇，《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何止万千，孙悟空之后，在国产3A游戏赛道出场的为什么是钟馗？

答案或许就藏在《黑神话：钟馗》的先导预告片中那句点睛的台词里：“世上何尝有鬼？妖魔皆从心生”。

这意味着，游戏中的“鬼”不再仅是拥有具体形态的怪物，而是化身为人类最原始的负面情感与欲望——贪婪、嫉妒、偏执、仇恨——的隐喻性投射。

这句话如同一把密钥，彻底扭转了神话叙事的方向：它将钟馗的使命从对外部邪祟的物理性斩杀，转向了对内在人性幽暗面的深刻剖析与审判。由此标志着钟馗这一古老IP在数字时代迎来了其内涵的根本性跃升与主题升维。

“钟馗”之所以能从唐代笔记里的一个噩梦片段，一路升级为今天《黑神话·钟馗》中的 3A 动作游戏主角，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鬼抓得多”，而在于他每一次“再创作”都精准回应了那个时代对“恐惧—权力—身份”三重焦虑的想象。换句话说，钟馗不是被历史“记住”，而是被每一代人“重新需要”。

从古老的驱傩仪式到UE5引擎构建的虚拟世界，钟馗的“捉鬼”行为，本质上是一场贯穿千年的、关于“边界”的持续性文化操演。要了解这位捉鬼英雄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先从他最初的形态说起。

一、镇鬼：仪式意义上的“驱傩”原型

钟馗“捉鬼”的原始内涵，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宗教仪式与集体心理，其最早的功能并非艺术形象，而是一套系统性的驱邪仪式脚本。

在早期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中，“钟馗”的登场极具功能性，仅以“钟馗打杀”四字出现[1]。

其名本身“钟馗”可溯源自“终葵”，即周代傩祭驱邪所用法器“椎”，便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动词，象征着击碎与毁灭。

他与能言说鬼神之名、令精怪退散的神兽白泽并置，构成了一个初具雏形的驱魔法阵：白泽负责“识别”邪祟，钟馗则负责“执行”歼灭。这一文一武、一智一力的搭配，揭示了钟馗最初的定位——并非独立神明，而是道教仪式中一个负责武力清缴的核心功能单元。

这一功能在郭煌写本《驱傩词》（编号S.2055，被王重民定名为《除夕钟馗驱傩文》）中得到了更具象的展现[2]。

驱傩是古代年终岁末举行的国家级祭祀礼仪，旨在“索室驱疫”，肃清不祥。在敦煌文本的描述中，钟馗已化身为率领傩队鬼卒的指挥官，其任务是“捉取浮游浪鬼”[3]。

这里的“浮游浪鬼”指的不仅是超自然的鬼怪，更隐喻着那些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民、逃兵、疫病等一切不确定性威胁。

此时，钟馗仪式从庄严的庙堂下沉到街巷，从官方的祭典转变为全民参与的狂欢化巡游。民众在锣鼓与呐喊中，跟随钟馗的形象挨家挨户地进行驱逐，实质是集体完成一次“空间净化”的朝圣。

因此，早期的“捉鬼”远非简单的打怪故事，它是一套可重复操演的仪式程序。通过年复一年地周期性上演，它强有力地标记并强化了多个维度的边界：在时间上，它划分了旧年（污秽、衰败）与新年（洁净、新生）；在空间上，它区分了家内（安全、有序）与家外（危险、混沌）。钟馗，便是执行这一划界任务的仪式性符号，其挥舞的利剑，实则为整个社群斩断了对未知恐惧的心理阴霾。

二、镇权：皇权加持的“合法暴力”

钟馗形象在唐代所发生的转向，是其从宗教仪式角色跃升为国家级文化符号的关键一步，这一过程充满了精妙的政治隐喻与权力叙事。

其核心转变始于《唐逸史》中对唐玄宗李隆基一场噩梦的记录。在梦里，病中的玄宗遭遇“小鬼”盗宝，而后由一戴帽蓝袍之大鬼“刳目而啖之”（把眼睛剖开吃了）。

唐玄宗惊慌失措，急忙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妖怪？为何做出如此邪恶之事？”

那大鬼挺身而出，向皇帝解释道：“陛下莫怕，我便是钟馗，原本是一个不及格的武举考生，我发誓与您一同消灭天下的妖邪，以护人间安宁。”说完，他便拿起利剑，挥舞着斩下了那小鬼的头颅，邪恶之气顿时散去。

钟馗的英勇和神奇让唐玄宗深感震撼。他急忙向钟馗鞠躬，感谢他为民除害，解除心头的恐惧。玄宗梦醒痊愈后，诏令画圣吴道子依其描述绘出“钟馗像”[2]。

这个传说将钟馗的出场与最高皇权直接绑定，其暴力行为获得了帝王的梦谕授权。

更为深刻的是，钟馗在故事中自称为“武举不第之士”，这一身份设计极具政治智慧：他并非朝廷正式编制的官员，其“进士”功名未被承认，这使其行动得以游离于正规的法令体系之外；然而，“终南山”（靠近帝都的隐逸圣地）的出身又暗示其与权力中心的潜在联系。

这就创造了一种悖论式的合法性，使他成为皇权在力所不及或不便直接出手时，所动用的一种“外包武力”，专门处理那些官方正规暴力机器难以触及的“灰色地带”威胁。

这一政治意图在“视觉治理”的层面得到了更彻底的执行。

吴道子奉诏所绘的钟馗捉鬼图并非仅供赏玩的艺术品，玄宗“劳之百金，批告天下”使其成为了一份下达到全国的政治文件，于是天下盛传钟馗，人们将其作为降鬼驱邪的英雄。

（吴道子  钟馗抉目图）

当其形象被大规模复制并张挂于宫门、州县衙门乃至军府时，这些公共空间瞬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们仿佛变成了一个个移动的刑场，向所有目睹者持续进行着视觉威慑与宣告。

此时，“鬼”的内涵发生了至关重要的扩展：它不再仅是抽象的邪祟，更被具象化为一切可能动摇统治秩序的潜在“异己”——包括流离失所的“流民”、拥兵自重的“藩镇”、以及思想上的“异端”。钟馗的画像执行着一种无声的审判，预先将所有这些威胁“标签化”为亟待清除的“小鬼”。

因此，唐代的这次转向彻底重塑了钟馗的本质。他不再只是一个道教仪式中的驱魔神将，而是被成功地改造为一个合法暴力的符号装置。通过帝王的授权与图像的传播，国家权力将复杂的统治焦虑（内部的、外部的、有形的、无形的）投射并简化为一个可被斩杀的“鬼”的形象，而钟馗，正是执行这一终极暴力、从而维系权力边界的完美象征。

三、镇心：道德意义上的“正义拟人”

钟馗形象的演进，在宋元之后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道德内化”过程，其核心动力来源于民间社会对“正义”的迫切渴望与对现实不公的心理补偿。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为其骇人的暴力行为寻找并确立一种无可指摘的道德正当性。

这一正当性的基石，便是广为流传的科举叙事。前世传说中，钟馗被塑造为一位才华横溢却因相貌丑陋而名落孙山的终南山进士，最终在愤慨与羞愧中触柱而亡。

宋代钟馗传说出现了极大的发展，关于钟馗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不仅与明皇有关系，钟馗也衍变成应举不捷的终南山进士[4]。

钟馗的出身故事，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文化嫁接，它将整个士人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内心深处“怀才不遇”的普遍焦虑，完美地移植到了“斩鬼”的神话躯干之上。从此，钟馗的暴力不再仅仅是来自帝王授权（如唐代）或宗教使命（如早期道教），而是源于对自身所遭受的制度性不公的激烈反抗。

他的剑，不仅斩向邪祟，更斩向了选拔不公、贤愚颠倒的黑暗现实。这使得他从一个皇权的打手或宗教的打鬼者，升华为一位“替天行道”的平民英雄，其暴力获得了强大的道德辩护与广泛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明清小说和民间信仰进一步将钟馗体系化，将其吸纳进庞大的阴司神灵系统，赋予其“判官”的职能。此时，他手中所持的不再仅仅是利剑，更是判官笔与生死簿。

这一转变是决定性的，它意味着钟馗的职责从单纯的“物理消灭”升级为依循规章律法的“司法审判”。他需要查阅簿册，核实罪孽，最终做出合乎“程序”的裁决。这象征着一套基于规则的“程序正义”对混乱无序的“魑魅魍魉”的终极胜利。他的形象由此叠加了法官的威严，其行为也从快意恩仇的复仇，转变为维护宇宙间善恶秩序的庄严仪式[5]。

因此，经过这两层关键的叙事改造，钟馗的“捉鬼”行为彻底超越了简单的“打怪”范畴。它演变为一整套关于社会正义、道德因果的文化戏剧，民众在观看钟馗戏、张贴钟馗年画的过程中，参与的是一次年度的、集体性的心理仪式。

通过钟馗对“鬼”的审判与处决，现实世界中的冤屈、不公与焦虑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泄与解决，“善恶有报”这一最根本的集体心理诉求和宇宙秩序观，得以被一次又一次地公开重申、确认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