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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学的地位、作用、影响正在日益提升。所以,人们也会越来越关心:国学是一门什么学问? 我们可以简要地回答:国学是一门求道的学问。但是,什么是“道”?记忆中古代圣哲所讲过的“道”,似乎是很遥远、很玄妙、很高深的。儒家的道存在于久远的唐尧虞舜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家的道不可言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佛教的道是无比超越的:“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原来,“道”是很遥远的,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道”是很玄妙的,是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道”是很超越的,我们要突破思维与语言的枷锁才能幡然领悟和直达本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消耗自己短暂的生命,去追求这么难以企及的目标?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的圣哲曾经很亲切地告诉我们,国学所讲的“道”是很平实、很常见、很简易的。儒家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家在回答“所谓道,恶乎在”的疑问时,肯定道“无所不在”。佛家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原来,“道”是很平实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日用常行的规则;“道”是很常见的,它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道”是很简易的,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命实践就是“道”。所以,“道”是可以追求的,而且必须有“道”,我们的生命实践才获得永恒的意义与价值…… 本来,国学是古代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价值,他们留下的国学典籍与文献,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道,更加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实践中识道、体道、遵道,最终达到与道为一的目标。所以,国学之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实践。学习国学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国学、以使自己与道为一的过程。古代中国人思考、信仰、体认天道,但是中国人体认的天道,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某种外在实体,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用常行、喜怒哀乐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一个必须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故而,古代中国人求道的过程,就是一个参天地、赞化育的生活实践即生命活动过程。 由于中国的国学传统更为关注主体实践,而并不特别在意应如何论述客观世界是什么,故而国学的最重要特点不是解释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可见,中国传统国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特色。《论语》记载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而孔子的诸多回答则不是概念和定义上的,因为他回答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学会定义“仁”的概念,而是希望身边的弟子能够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去实践仁。所以,孔子的回答包括“克己复礼为仁”、“爱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仁者先难而后获”等等,均是如此。那么,学生求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仁”的知识,而是如何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去实现“仁”,能够在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的生活中去实践和完成“仁”。可见,这种对“仁”的学习过程,就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学意义上的“仁”的概念,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仁心”、“仁性”的实现。广而言之,儒家的经学均不是一套概念性知识体系,而是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知识。《周易》是告知你如何学会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和践行,《尚书》向你展示的先王施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仪礼》告诉人们各种各样社会行为的准则等等,经学其实均是后人的生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的规范性、程序性知识。 其实不光是儒家,其他各家各派的知识形态均具有很浓厚的实践性知识的特点。向来以探讨形而上之道著称的道家,他们在讲到许多关于“道”之不可描绘、不可言说的特点后,最后则讲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实践中领悟、把握道,正如庄子以庖丁的口气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因此,尽管道家的理论十分抽象深奥,但是最终的知识具有浓厚的实践特色,《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知识就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隋唐佛学大盛,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佛学流派,包括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等。但是,最后能够传衍下来,并且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却主要是禅宗。禅宗的最大优势,就是保留了中国文化重视社会实践的传统,将佛学与践行统一起来,而不是一味翻译佛学经典,研究繁琐、抽象的佛学理论。禅宗的生活化、实践化,使佛教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国学的特色、优长,均是体现在实践方面。国学重视知识教育,其教书始终与育人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内圣)、做事(外王)。所以,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内圣)、做事(外王)的实践,向来是国学的根本。由于中国传统国学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故而先哲给我们谈学习国学的方法,就是要求将国学的求知与实践统一起来。孔子最早提出了“学”、“思”、“行”,荀子提出“闻”、“见”、“知”、“行”,而《中庸》则系统地提出了“学”、“问”、“思”、“辨”、“行”,其实它们最终均可以简化为求知、实践两个基本环节。将躬行实践作为国学教学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强调教学过程与生活实践过程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教学过程论中最显著的特色。故而,“尽天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国学的求知必须落实于生活实践,因为实践方是国学知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 学之道 添加老师微信 成就美好生活 https://www.wto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