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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隐士许由，尧征召他去做官。他觉得，这个话脏了自己的耳朵，所以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正好他的一个朋友牵着一头小牛在河里面喝水，就说：你要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当隐士，人家能找得着你吗？还是你太招摇过市，太在乎名声了。得了，你这一洗耳朵，把我这小牛喝的水也弄脏了。呸！赶紧把小牛牵到上游去。你听听，这种政治态度是非常激烈的。 再如，伯夷叔齐。这两个人都反对周武王造纣王的反，反对无效后，就跑到首阳山去隐居，说天下不都服从周朝了吗？我们俩不服。不服的方式，就是我们俩不吃你们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饿死也不吃。后来果然就饿死了。那个时代的隐士就是这么刚。 隐士摆出来的这种姿势，在先秦时代还好，到了后来的皇权时代，皇帝当然是不高兴的。这种矛盾也确实激化过。比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司马昭反复劝他出来当官，他就是不干。那怎么办呢？站在司马昭的角度来说，你社会声望那么高，你对我又摆出那么坚决的不合作的姿态，我司马家还正好想篡位当皇帝，你让我怎么收服天下人心？那对不起，我只好把你杀了。 当然了，隐士和皇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见得非要搞到要杀人的地步。但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如果非要当隐士，代价还是挺大的。比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田园将芜胡不归”，那就只能受穷，陶渊明那是真的穷到要饭的程度了。 而像上一期提到的“隐士林逋”的故事。因为你是隐士，所以全社会就高看你一眼，朝廷就不断地要主动照顾你，给钱给粮食？反正陶渊明那个时代，没有这种好事。为什么到了宋朝的时候，朝廷对隐士突然态度好起来了呢？ 首先，隐士对朝廷的态度，没有那么激烈了。什么跑到河边洗耳朵，什么坚决不吃你地上长的粮食，这种高度对抗性的事，后来就不怎么有了。隐士不当官，不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一个价值追求，我不愿意跟你们那样追名逐利而已，不意味着我不认同政权和皇帝。甚至不过就是不愿意遭那份罪而已。嵇康说自己不愿意当官，一连写了9条，都是什么早上起不来床啊，我经常要挠痒痒不能正襟危坐啊等等。 其次，就是皇权也渐渐发展出来了一套解释系统，可以兼容隐士的存在。简单说就是：孔老夫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那好，作为皇帝，要证明天下有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隐士都出来工作，所谓“野无遗贤”嘛。所以，只要我一遍遍地礼贤下士，一次次地敦请这些隐士出山，那天下就是在走向良性发展的路上。咱们就极限拉扯呗：你出山啊！——不出！你出山啊！——不出！你看，咱俩这么一客气，既证明你是隐居的高人，又证明我是有道的明君，大家各得其所，多好。 大宋朝不仅对林逋是这个态度，此前有一个种放，后面还有一个邵雍，都是一样，都是反复邀请他们出来做官，他们也都是反复推辞，最后都是成就一段佳话。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隐士文化之所以没落，皇权和隐士的矛盾之所以缓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科举制度的崛起。 你想，为什么你是隐士？一个老农民没有当官，是隐士吗？当然不是，那就是个老农民啊。隐士得有一个前提，是你应该当官，但是没有当，所以你是隐士。比如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陶渊明，是东晋名将陶侃的后人。都是有来头的人，他们出来做官是常态，不做官才是奇怪。所以才叫隐士嘛。 到了唐宋时代，豪族社会终结了，科举制普及了，大家都是平头老百姓。要做官，就得通过科举考试。你不做官？哦，那应该是水平差，考不取吧？那你不做就不做吧。你是一个考场上失败的人，你凭啥说自己是隐士呢？ 唐朝就有一个传说。孟浩然年轻的时候当过隐士，40多岁才想着到长安来找找当官的机会。有一天，他正在王维家里玩，忽然唐玄宗来了。孟浩然一紧张，钻到了床底下，唐玄宗把他叫了出来，问他最近写了什么诗，其实就相当于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孟浩然可能是隐居太久了，脑子一抽抽，就念了一首，其中有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所以皇帝不要我。唐玄宗一听就不高兴了：“是你自己跑到山里去当隐士，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你这不是诬蔑人么？”于是拍拍衣服站起来就走了。对啊，这个时候已经有科举了，你想当官就来考啊。你不来考，或者考不取，这又不赖皇帝，你凭啥说皇帝不要你呢？ 因此，宋代科举制的发展，大概想不到，它竟然还给隐士的存在来了个釜底抽薪。到了宋朝，尤其是宋真宗和林逋在的这个阶段，科举制进一步成熟。出不出来做官，从一种人生选择，彻底变成了一种能力测试。就算你是真不想，在旁人看来，你也只是在掩盖自己的能力不行。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就这么一次偷梁换柱，就把中国几千年隐逸传统中的骄傲感摧毁殆尽了。 这个时候再去当什么隐士，其实是很尴尬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林逋，你那么大的社会声望，你还接受皇帝的经济补贴，你还在风景区里住着，天天热热闹闹地见客人，你还跟朝廷里的官员关系那么好，哦，你就这么当的隐士啊？ 那个比林逋岁数还大一点的隐士，叫种放，就更尴尬。他是一会儿出来做官，一会又要归隐，反复横跳几次之后，弄得自己声名狼藉。有人公开讽刺他，最后还是宋真宗站出来维护种放，说种放这人不错啊，他私下里给我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只是我没有告诉你们罢了。 这个时候的隐士，在无所不在的皇权笼罩下，在科举制的釜底抽薪下，既没有独立的政治姿态，也没有独立的社会角色，再想拗出隐士的姿势，可就太难了。 到了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写过一首诗，嘲笑明朝的所谓隐士： 《临川梦 · 隐奸》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称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对啊，你一个隐士，应该像一只仙鹤那样在云雾中高来高走，你怎么还在宰相府邸，各种衙门里飞来飞去呢？ 允许隐士的存在，其实是古代皇权政治保留的某种弹性。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里，作者做了一个统计，正史里面有记录的著名隐士218名，高峰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有37个人，唐代有52个人，宋朝有56个人。但到了明朝，有记录的隐士只有13个人，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发布的《大诰》里，明明白白地有这么一句：“天下士夫不为君用罪”，很显然，这个弹性消失了，而清朝只有5个人。到了这个地步，隐士文化就彻底衰落了，隐士和皇权的矛盾也彻底终结了。 |
